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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我们聊聊婚姻家庭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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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2017年2月14日的《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在春节期间播出的《奇葩大会》中,李银河作为嘉宾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命题:婚姻终将消亡。当然李银河也补充说,“婚姻未必会真的彻底消失,但未来可能就20%、30%、40%大概这样的比例会结婚,总体呈现一个萎缩的状态。”也就是说,婚姻作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法律形式,在未来社会中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那我们不禁要问,没有婚姻,相爱的两个人该何去何从?没有婚姻,我们置家庭于何地?爱情-婚姻-家庭这个三位一体在很多人心目中依然神圣不可侵犯,但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这个三位一体,我们不得不正视李银河所提出的的这个命题。


爱情是现代人的宗教


说到婚姻,我们就不能不谈及爱情。“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从这句“名言”我们可以看出婚姻与爱情之间极端紧密的关联。恩格斯也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当然他指的是现代婚姻,因为古代婚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以身份(门当户对)为根本考量的。只有到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个人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解放出来,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才有其可能。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浪漫爱。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浪漫爱在18世纪后开始形成。


当然这并不是说浪漫爱在古代就完全付之阙如。事实上,浪漫或罗曼司(romance)这个说法就源自于中世纪欧洲骑士追求贵妇的传奇故事,从这样的故事中就升华出浪漫爱的一些核心特征:尊重理解对方;理想化甚至偶像化对方;与性爱或欲爱相分离。直到现在,西方或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依然是骑士或王子。据历史学家威廉•瑞迪(William M. Reddy)考证,浪漫爱的观念出现于12世纪,其历史契机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推至极端,否定一切性快感的合法性。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教义内,只有婚姻内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性快感虽然不被禁止,但也没有得到提倡,夫妻之间例行公事的意义在于完成生育的任务,从而体现上帝的神恩。


而在格里高利的宗教改革中,性彻底与原罪相挂钩,任何性行为都可能成为获罪之源,这就对当时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毕竟宗教在中世纪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是对贵族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与欲爱和性爱相对立的“宫廷之爱”(courtly love),这种爱更加注重精神和灵性,因而能够驾驭类似于口腹之欲的性欲或爱欲。在这些贵族看来,这样一种爱就可以让他们的爱情行为(其中也包括性爱)合法化,而不必再担心宗教教条的约束。因为这种爱主要出现在贵族的宫廷中,所以才有宫廷之爱的说法,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现代意义上的浪漫爱。据瑞迪考证,同时期的印度和日本并没有出现浪漫爱和欲爱相分离的观念。


浪漫爱的信徒会拒斥纯粹基于欲爱或者激情的结合,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欲爱的结合(在当代就表现为“约炮”)在道德上不再受到谴责,我们随后会作进一步说明。


在中世纪,浪漫爱的观念主要通过吟游诗人而得到传播;在近现代则主要通过小说而得到传播。而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文化工业大规模崛起,这种观念则主要通过影视剧和流行歌曲得到传播。浪漫爱的观念依然在塑造我们对于爱情的全部想象。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后,随着社会福利的削减和社会竞争的加剧,外部现实世界愈发显得冰冷残酷,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脱离了传统共同体束缚的自由自主的个体独自面对这个丛林世界,他们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坚忍,带上厚厚的面具,穿上坚硬的铠甲。这些个体终于发现,唯有家庭才是真正温暖的港湾,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自己即将/已经组建的家庭。走进社会的年轻人所面对的工作繁重、单调、几无成就感可言,他们被工作场所的铁笼压得喘不过气。因此,他们在公共场所不再投入感情,而是按照理性逻辑展开行动,以疏离的姿态面对世界。一场邂逅,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似乎成了他们的唯一拯救之道。


在彻底理性化的冰冷残酷的现代社会中,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爱情是现代人的宗教。爱情本身就被赋予超越性的力量,它能够赋予恋爱双方以终极的幸福和拯救。在宗教、国家和革命失去吸引力之后,爱成了所有人无条件接受的绝对价值。我们不再会为了革命或国家而献身,但我们依然会信誓旦旦为爱而死。这种炽烈的感情无异于宗教热情。“你让我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你让我脱胎换骨”,“你让我的世界焕然一新”,这些表白所揭示的不正是爱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吗?爱是理性化世界中绝无仅有的温情和激情。


以爱之名的劳动剥削


当下情人节的大行其道也可以说明浪漫爱的观念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虽然这背后也有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然而甜蜜、契合与激情不过是浪漫爱的一个面相,其另一个面相则是争吵、误解和伤害。正因为我们是充分个体化的个人,在亲密关系中,不再有家长或社会习俗为我们规划一切(当然这取决于个体化程度,在欧洲,这种规划趋近于零,而在中国,很多恋人还是会受到更大共同体及相关习俗的影响),个体成为亲密关系的立法者,这就决定了现代亲密关系的脆弱与麻烦。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如果两个人突然发现彼此并没有那么适合,之前的激情只是幻象(“你不是我的‘那个人’”),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分手;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诱惑和挑战时,两个人要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确证对于彼此的爱意,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的后果。这就造成了当代社会一组看似背反的现象:“单身”和“约炮”。

这组现象根本来说都源自于浪漫爱的不可承受之重。虽然爱情像宗教一样承诺拯救,但也像宗教一样要求人们绝对的付出、时刻准备为爱做出牺牲、让自己符合爱情电影或者流行歌曲中所宣扬的品质,从而成为无可挑剔的伴侣,这是令人向往的爱情,同时也是麻烦的爱情(我们总是要问,我够不够爱ta,我对ta够不够好?)。同时还有经济状况的恶化,让很多人不愿去投资两个人的关系,只想过一种既不麻烦他人,也不被他人所麻烦的独居生活(这在很多日剧中有所表现,如2016年《家族的形式》)。于是有人选择逃避。一种方式就是不再憧憬任何形式的爱,变得越来越内敛,彻底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单身主义(2016年的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男主角就是这样的单身宅男,他甚至自称“单身达人”,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怡然自得,虽然剧情最后他和女主角走到了一起);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选择欲爱而抛弃浪漫爱,这些人或许还信仰浪漫爱,但那只是遥不可及的(太过脆弱太过麻烦的)理想,轻松的欲爱成为他们缓解孤独的替代方式,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炮。在社交应用如此发达的今天,大数据让我们的的约炮行为完全呈现出商品交换的特征:我们用颜值和身材(当然还有语言)作为流通货币去换取对方的性陪伴,不再期待心灵或者精神的交流。在当下算法和大数据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数据主义时代,对两个人之间的匹配度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爱情也完全可以推算出来。这样的爱情没有偶然、没有邂逅,因此也将排除一切偶然所带来的危险,最终是安全和舒适。这对浪漫爱无疑造成了挑战,并且让生活彻底失去超越性。从这个意义上,浪漫爱的超越性在摆脱庸常的生活方面依然有其意义,甚至可以成为反抗社会秩序的源泉。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浪漫爱的关系必然会走向婚姻和家庭。“我想给你一个家”,“我想照顾你一生一世”,“让我养你吧”,这些都是男方在求婚时的神圣承诺。当女方欣然接受并且走出婚姻殿堂时,等待她们的通常是无聊的家务劳动。在男权社会中,同等资质下男性在社会中通常显得比女性要“优秀”,因此在他们结婚之后,女性要么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家庭妇女,要么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在中国,完全放弃事业的女性不是特别多,但是会有重心的转移,然而把重心转移到家庭的女性往往会被认为“不够上进”,而不在性别不平等的框架内被审视)选择成为家庭妇女的她们很快会发现,家庭远非温暖的港湾,而是同样单调无聊的工作场所。丈夫以爱之名,将女性束缚在家庭这个工作场所中。这样的家庭形式与封建社会的家庭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父权制家庭。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文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们(男人)说这是爱。我们(女人)说这是无偿劳动。”因此后来就产生了要求家务劳动工资的女性主义运动。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和养育劳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国家必须支付相应的工资。当然,有偿的家务劳动并不是目的,因为这样等于承认家庭是女性自然而然的生产空间,而是让社会意识到女性和养育劳动的价值,从而为摆脱这种以爱之名的劳动剥削奠定基础。


有趣的是,在《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这部剧中,家庭主妇的劳动(我们可以将这种劳动称为“爱的劳动”或者情感劳动)价值问题贯穿始终。女主角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机缘巧合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草食男的家政工,每周提供一次家政服务。因为女主角的父母要搬往别处,她无处可住,于是想到了和男主角“契约结婚”,以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同居,从而为男主角继续提供家政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二人日久生情,于是男主角提议假戏真做,成为真正的夫妻,从而节省他所支付的家务酬劳,用于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女主角虽然也有意结婚(毕竟她是欣赏爱慕男主角的),但她给出的答复是:“因为结婚的话就不用给我工资,让我白干活,所以合理,是这么回事吧?这是爱情剥削。只要喜欢,只要有爱,不管什么都可以做,这样真的合适吗?”这以非常戏剧的形式提出了以爱之名的劳动剥削问题。在剧中,当女主角作为家政雇员与男主角处于恋爱关系时,男主角尊重她,并且对她所做的饭菜、打扫的房间会做出积极回应,从而让女主角获得工作上的满意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女主角成为彻底无薪的家庭主妇,当家务劳动成为她自然而然的义务,男主角还会尊重她的劳动吗?这不正是社会中的普遍问题吗?


随着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三高”女性日益增多,“我养你吧”这样的求偶话语已变得没有意义甚至让人生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找到了自我实现的途径,父权制家庭对她们来说更多是畏途,而非归宿。当然,在中国,这样的“三高”人群毕竟占少数,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家庭关系的民主化,为妻子一方争取更多的权益,如为爱的劳动争取社会工资,甚至于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等,让她们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或依赖,从而真正消灭“我养你吧”这样的话语。


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的浪漫爱中,两个人既绝对自主,同时又随时准备让渡主权,接受对方的改造,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充分民主的。但是现代家庭作为性别分工的场所却并没有民主化,而是基本遵循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性兼顾内外的模式,从而让女性(尤其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家庭。这其实是民主的爱情关系和父权的家庭制度之间的冲突。


婚姻的终结还是更民主的亲密关系?


李银河在解释婚姻终结时,认为“婚姻制度和人性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从性欲的角度来解释亲密关系的不稳定,不免失之偏颇。此外,她还说,因为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所以如果结婚的话,就等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延长了,婚姻会成为一种约束。我们都知道“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样的话,李银河这样“见异思迁”的观点怕是也站不住脚。


但她给出的另外三个原因很有说服力:女性有了其他经济来源,不需要依附婚姻(这是我们前面提及的);离婚成本太高了,会给结婚带来阻力(尤其是在德国,为了保护女性,丈夫在离婚后还得负责妻子的生活,直到她找到能够维持生活水平的工作);不需要结婚才能有性,性的主要目的脱离了繁衍(尤其是避孕套和避孕药的发明,让性爱不再成为女性的噩梦)。


李银河还给出了一些数据,来说明婚姻的消亡趋势: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美国法国已经约有30%的人不结婚了;到2015年8月,16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50.2%是单身; 2016年中国国家民政局的数据是,中国单身人口近2亿。另外,1978年《时代》杂志对公众的调查显示,有28%的人认为婚姻是不必要的,而最近的调查显示,认为婚姻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人达到了39%。当然,因为文化的差异,中国和南亚的多数国家依然非常看重婚姻,98%的男性和女性都会选择婚姻(想想春节期间我们受到的各种轰炸)。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四分之一的人选择同居或者从未结婚。例如在2008年的瑞典,55%的新生儿是未婚出生,而在冰岛这一数据高达66%。2010年法国新生儿中,非婚状态妈妈所生的孩子占54.1%,即每10个新生儿中,近6个为非婚生子女,20%是由单亲抚养长大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和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都选择的是“同居协议”,而非婚姻,这样的协议既可以保证恋爱双方的经济利益(这样两个人可以少交税),也可以免去婚姻所带来的诸多麻烦。


由此来看,婚姻的确有消亡的趋势。但只要爱情还存在,只要性依然是一种本能,两个人就存在共居的需要,就依然存在某种形式的家庭(这里我们不讨论智能的性爱机器人)。归根结底,根本的问题是家庭,而非婚姻。


回到浪漫爱。浪漫爱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因为在现代市场社会的惊涛骇浪中,浪漫爱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成为唯一的温暖港湾,成为唯一的拯救之道。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随着国家的退出,中国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投入颇为可观,常常需要家中老人的隔代抚养,这就强化了家庭的意识形态。


所谓家庭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概括为“血浓于水”的格言和自顾自的个人主义(归根结底只能靠自己或家人),这就造就了外部公共世界与家庭私人空间的绝对对立:外部世界是危险、冰冷且残酷的,我们应该戴上面具;而家庭空间则是安全、温暖且贴心的,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另外,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如前所述,父权制的家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家庭生活本身因为经济原因也会变得毫无人情味(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家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数。家庭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团结的不可能,或者说,浪漫爱造成了公共之爱(我在其他地方称为“诸众爱”,这是一种向他者开放的友爱)的不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或家人,外人毕竟是外人。其结果就是我们不可能真正投身于公共事务,从而形成更大的团结或共同体,而这种团结或共同体恰恰是让多数人改善境况、并且感受到温暖和爱意的前提。如此看来,浪漫爱的归宿既非婚姻,也非家庭。


浪漫爱谁也不能拯救。在理性化的铁笼中,浪漫爱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激情和反抗秩序的可能,但将浪漫爱拔高到宗教的位置则可能掏空更大共同体的可能性。那些认为浪漫爱是幸福绝对保证的人,最终只能在影视剧中找到安慰。如果想让浪漫爱维持下去,而不是穿上家庭的紧身衣,那么就必须有完善的制度来承接家庭的经济功能,如实现家务和养育劳动的社会化。为了争取这样的完善制度,我们就必须走出浪漫爱的小圈子,去拥抱公共之爱并结成更大更强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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